《抱朴子内篇》说到儒道二者的分工：

    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明本）

    他是把祭祀以祈福这种宗教性活动划在儒者的职责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在神道设教的意义上，葛洪是毫不含糊的儒教中人。所以，我仍然认为：葛洪既不是道教组织的成员，也不是道教思想的同情者」，而後来的道教徒牵强附会地把葛洪引作同道先哲，不过是借重葛洪的博学能文以壮本教声势。

    葛洪称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抱朴子内篇遐览》。似乎在葛洪眼中，师傅郑隐也和自己一样，是儒道兼修的儒教中人。我仍然认为，葛洪「本志是要申道义昌儒教而兼济天下，只是因为处境不顺，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术以独善其身。所以《抱朴子》裏没有谈到过与儒教神灵体系不同的另一个神灵体系、另一个最高神格。如果说他心目中有一个最高神格，恐怕还应该是儒教那个介於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天，其人格化的象徵就是皇帝才有权祭祀的天帝。

    至於葛巢甫，他尊奉的应该是新灵宝经建构的新神格。他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原本已无从得见，《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大致即是。此经假托为元始天尊授予太上大道君，其中主要尊奉的神格是五方五老，及其上位神「元始」。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

    其三，上述诸位所实践的道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都努力实践长生成仙之术。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说，他们因传授金丹仙经而形成几代师徒关系。《抱朴子内篇黄白》还说：郑君言，曾与左君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後汉书左慈传》载左慈擅长变化之术，该传注引曹丕《典论》，则说左慈擅长补导养生之术。《抱朴子内篇释滞》载葛玄能闭气胎息，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郑隐则注重三皇派敕使鬼神之术。葛洪得传众多方术，但最注重的只是金丹术。

    而葛巢甫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强调五篇真文作为符咒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归纳为四：一是人可以成神仙，二是可以使天的运行正常，三是可制治死者世界（罗酆山）的鬼魔（六天），四是在洪水之际免於淹死。显然葛巢甫对金丹术等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缺乏兴趣。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重在自力，是以自身的努力为基础的，而五篇真文的符咒成仙之术则重在他力，以对外在神力的依傍为基础，两者趣向相反。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道术实践的目的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而葛巢甫道术实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超乎自身个人范围，涉及全社会。後来在五篇真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灵宝派经书，接受大乘佛教影响，更加提倡无量度人，贬称个人解脱之道为小乘。例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曰：宗三洞玄经，谓之大乘之士。先度人，後度身，坐起卧息，常慈心一切。同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称赤乌三年（240）葛玄於劳盛山向一批道士开示他们未得天仙之由，是因他们：

    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介，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盛，故得地仙之道。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实践特定仙术。

    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属於同一个道派。所谓有一个葛氏道流派的判断，不能成立。

    三、所谓葛氏道教世家辨析

    即使证明了葛氏道流派说不能成立，也还不等於证明「葛氏道教世家」说不能成立，因为道教世家的流派属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进一步的辨析还是需要的。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道教是不是东吴两晋丹阳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

    《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有葛洪家世资料：

    洪曩祖为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於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於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文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於累世无居之者。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仁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待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於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