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物缘时代之父系社会”中，即使是“血缘关系”，也逐渐由女为中心转变成为以男性为中心。出土的文物说明，在突出女性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以及产翁制（一种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让母亲离开，而让父亲上床怀抱婴儿，卧床坐月子的风俗）的发生，都说明：在物缘时代，女性不仅没有掌握物质生产的控制权利，而且也失去了人口生产的主导地位。女性因之而由女神沦落为女奴，甚至沦落为神女即妓女。黄帝曾向之问道的素女一类人物，成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

    所有这些女性性地位的低落，其实不过是一种非本质的表象。就其实质而言，女性性地位的低落，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掌握物资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所有权、生产控制权以及产品分配权。即使是在物缘社会之中，一旦女性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掌握了这些权利，她们的性奴役状态就会顷刻瓦解，她们的性关系地位就会随之提高。武则天的故事，可以使人们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近代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权主义先驱，之所以把目光注视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改善，正是基于对此实质的深切认识。

    正如女人不会永远甘心女奴的地位。随着信缘时代（亦称信息时代）的到来，女性真正开始成为女人。在这个全新的信缘时代，女性、男性已经无须白白耗费精力再去争执人口生产的牛耳。两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由于自然造物而形成的体能差异，也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足轻重。

    当今时代，信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在此领域之中，就其自然本性而言的女性、男性，都不再具有天生的优势。在超越两性差别之信息生产过程中，女性和男性开始分有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尚未完全由两性均分。不仅如此，超越两性差别之资讯的优势，正在成为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控制物资生产和商品分配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以信缘关系即信息的依赖关系为人类社会群体主要人际关系、人类社会结构主要功能要素的全新的信缘时代，女性和男性的畸形发展（诸如神女和面首、吃青春饭之类）正在逐渐失去实际的意义；从而，女性和男性的本真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示和显现。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男女两性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和谐的互补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生产、物资生产、信息生产这三种社会生产，不断地变换着主导与被控的地位；随着三种社会生产之主导与被控地位的变换，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变换。女性因此，由血缘时代之女神，到物缘时代之女奴，再到信缘时代之女人，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生成。女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女奴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再复返；女人的时代，也已揭开历史帷幕。

    这将是真正女人诞生的时代。

    女娲文化演变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学者有意无意的曲解女娲性别和身份，让女娲传说变得神秘和矛盾，其中最为啼笑皆非的莫过于把女娲说男性。这种做法在清代最为频繁。

    例如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载：“金桧门宗伯，奉命祭古帝陵，归奏女娲圣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妇咸往祈祀，殊骇见闻饬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议行。康祺按：妇女祈祀，原干禁令。若女娲氏之为男、为女，则茫茫太古，荒幻难稽，百家纪言，更多错缪……古书大抵指为女者居多，然安知非互相傅会？且以妇女为天子，义悖当阳，恐启后世流弊，即如唐人尝以之贡媚则天。闻自宗伯奏闻后，河南地方官拟改为男像，鄙意亦似未安。按《列子》注云：“女娲古天子。”惟采取其意易像，饰为木主，而书曰“古皇女娲”，则称谓正而典礼不荒矣。请质之知礼者。”

    这则笔记反应了多方面的信息：一是清朝妇女地位低下，连祭祀都是骇人听闻的行为；二是女娲是众多妇女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神祗，她们甘愿犯禁受罚也要祭祀女娲，女娲信仰已经深入人心。

    朝廷强行禁止女娲崇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妇女祭祀女娲很可能点燃压抑千年的女权激情，进而破坏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

    对女娲性别，陈康祺只是怀疑，而赵翼的《陔余丛考》干脆说“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娲氏”同书《女娲或以为妇人》：“女娲，古帝王之圣者，古无文字，但以音呼，后人因音而傅以字，适得此“女娲”二字，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只，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谓女娲佐太昊，祷于神只，而为女妇，正姓氏，职婚姻，是曰神媒。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后人因女娲之名，遂有以为妇人者。王充《论衡》引董仲舒之说：雨不霁，祭女娲。谓仲舒之意，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男阳女阴，二气为害，故祭女娲以求佑也。充又云：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则女娲之讹为妇人，其来久矣。”

    赵翼的言论有意曲解女娲性别，没有提供女娲为男性的证据，臆断女娲非女，曲解古文。创置婚姻媒妁就不能是女人——这种逻辑不可靠。他还把已经去世一千六百多年的王充也拉来“佐证”。

    不过王充也有丑化女娲之嫌：“‘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

    王充揣测董仲舒祭祀女娲的意图，因为女娲的女性身份造成阴阳不调进而导致干旱灾害，祭祀她的根本目的不为求福而为避害，这里的女娲俨然凶神恶煞，灾祸之源。

    曲解女娲传说的做法是改变女娲的身份，设法把她从独立女神降格成依附于伏羲的对偶神。先秦时期就有女娲造物传说，秦汉明确记载女娲炼石补天，虽把女娲和伏羲相提并论，但未说二神有什么特殊关系，女娲神系是独立自主的行为。

    到了东汉，《风俗通》让女娲伏羲成了兄妹，唐代的卢仝说“女娲本是伏羲妇”，两人结为夫妻并生儿育女，这种说法看似理所当然，却又与人民广泛接受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女娲既是媒妁之神，亲自制定了“男妇同姓，其生不蕃”的婚姻制度，却又自身“知法犯法”；既有抟土造人的本领，也不需依靠兄妹结婚孕育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