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他的判断，他说起了孙爱厚给耿俊平给处分要开除的事儿。当时，耿俊平听到孙爱厚要给开除他，就问他这个班长怎么办？陈睿斯建议去跟他谈谈，说孙老师和你是老乡，你不知道不？耿俊平说知道哩。他就说：“那你去给提醒一下吧。”耿俊平问：“咋提醒呢？”陈睿斯说：“老师归老师，事归事。你先去给他下话，好说，让他多少看个乡党的面子。如果他还固执，你就给他放狠话，说如果把你开除了，毁了你一辈子的前途，你就跟他拼了！”

    耿俊平听了陈睿斯的建议后，就去找孙老师了，说道：“你不能开除我，你如果把我开除了，我就准备破釜沉舟、白色（背水）一战呀。”耿俊平在着急之中，不仅放出了狠话，还把镇原话说出来了。

    当时，陈睿斯装作路过，注意观察着这个结果，发现孙爱厚正在他的房间洗着衣服，耿俊平说了一大堆，始终没听见他说话。没有会儿，耿俊平出来了，陈睿斯分析这个事没希望，结果没有几天，耿俊平就接到了被开除的通知。

    现在，听了陈睿斯说的这一幕，我心里也凉凉了，我像个犯了法的人接受判决一样，只能蔫头耷脑地接受现实了。果然没有几天，学校的处理意见下来了，给我处分！同时要求我不能再向秦林要一分钱，饭馆也不能开了！

    这个决定很快就通报到了全校。

    我因为营救交通事故中的学生，学校嘉奖了我；现在又因为这个事，得了处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背处分了。听到这个事后，对我打击就可想而知了。我感觉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就一个人在宿舍里喝闷酒，加上母亲去世的阴影在心里搅合，我的心如万剑乱穿。想想自己当初拿到通知书时的高兴，想想自己当初踏进校门之后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感觉，这时候才发现他妈的一切都是扯淡！我真想就此离开，到社会上去闯荡！

    就在我心里翻江倒海的时候，一个同学进来拿东西，把塑料袋子翻得刺啦刺啦地响，我突然火冒三丈，抓起酒瓶就朝地上砸了过去，当然我不会砸上他，我只是吓唬而已。酒瓶落地发出了啪的响声，碎了，那个同学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之后，估计同学们都理解我的心情吧，谁也不惹我，只要见我过来，都自然而然地为我让开了道，就像人常说的，惹不起，但能躲得起。

    背了处分不久，有一次我去清真食堂吃饭，彭老板也是厨师，他的食堂就他一个人经营。估计从学生口中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给我打饭之后，不仅没收我的饭票，还给了我十五元的菜票。见他无缘无故地给我菜票，我心里纳闷，就不要，他硬塞到了我的手里，说你也不容易。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在那一瞬间，我鼻子有点发酸，但我装作笑了笑，从他手里接了过来。

    人的心在承受煎熬时突然得到一点关怀，那心里是什么滋味？尽管是个小小的举动，但对我情感的撞击却胜过千斤，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也为我后来的慈善工作带来了最初的启蒙。

    因为处分的事，我跟自己较了几天劲儿之后，心里的火气慢慢平息了。但从此心里与秦林结下了梁子，这是后话。

    往回走的途中，过来了几辆轿车，前面的学生好像在河边的活动兴犹未尽，心血来潮，上前挡住了车队。这一挡，我也参与了进去。因为我是班长，我以为同学挡住车，是想让我们的队伍先过去，还朝后面招手，意思让大家快点走。结果没注意，一个专门在课外活动场所贴标语的同学乘机就给人家的车上贴了两字标语，附近的同学一看，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们万万没想到，我们挡住的这个车队是省教委的，因为当时全省有个教育工作会议在陇东召开。挡住了省教委的车，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自然，这个事很快被上边知道了，要求对石油学校进行查严。

    校长为此大发雷霆，先是将班主任叫去训了一顿，了解到挡车的学生除了蒋勇和李永军，还有我，就指名道姓地把我叫他面前，着其他人的面骂道：“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其实才是个人渣！学校对你这样的学生所干的事情，决不能姑息！包括谁负责学生出游的，都给我查出来！”

    校长骂我的意思，我明白。他本来对我印象比较好，曾当众表扬过我。后来因为我承包饭馆的事儿，和秦林的父亲闹起了矛盾，我背了处分，现在又见我作为一个班长，伙同同学恶作剧，自然非常生气了，就发出了“严查”的命令。

    这么一来，我们三个连课都上不成了，被关在学校的小招待所里，接受调查。

    由于学校干部科是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所以学校追究起了学生科两个科长的责任。

    学生科一把手科长和蒋勇关系好，为了推卸责任，要求蒋勇替他说话，把学生在路上挡车的事儿推卸到了副科长身上，蒋勇就要求我跟他作伪证。

    我想，我是个背了处分的人，与学生科搞好一点，将来毕业时好毕业。况且，一把手总比二把手说话有号召力。于是，我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夜，我和蒋勇在没有灯光的墙背后，低声商量，将来在校长面前说什么，怎么说。沟通之后后，第二天上班后，校长针对干部科科长反应的问题，询问我，看是不是事实？我就胸有成竹地向校长做了伪证。大意是，正科长当时有事，脱不开身，让副科长带我们去，所以，这个事主要是副科长负责的。当时我们在返回的路上，副科长没有跟着队伍回来，好像去了镇子，学生没有老师的监管，就放松了纪律约束。

    现在想起来，感觉自己当年真是太年轻了，太傻了，不谙世故，不知深浅，企图给自己找一条卸掉处分的捷径，结果又卷入了老师之间的斗争之中。

    校长一听，知道责任在谁的身上了，最后怎么处罚了那个副科长，这是学校内部的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桩事从此给我后来的毕业埋下了祸根。

    八月底开学后，学校动员学生从事两个星期的体力劳动，譬如挖地除草、挑水栽树什么的。劳动的目的，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辛苦。有的学生从小没干体力活，受不了，怨声载天。我因为讨债吵架的事儿背了处分，加上自己从小砸过石头，所以对这些活儿，不放在眼里。譬如从河里往树林挑水，别的男同学一桶水都吭哧吭哧地都不动，我一个人挑两桶水，闪乎闪乎地行走如飞，惹得口哨声、惊叹声不断。自然，总结劳动表现时，我通常是那个最勤奋的劳动者。

    在拔草之中，我见带队的干部科换了新人，就低声问蒋勇，开学咱没见那个副科长？蒋勇说：“听说调走了。”

    我低声道：“还不是你跟上正科长害了人家。”

    蒋勇说：“难道没有你的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