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莫芸，是一名法医。
    从业三年，解剖台是我最熟悉的战场。
    在这里，生命常以冰冷的姿态铺展——是僵硬躯体上凝固的尸斑，是显微镜下沉默的细胞，是病理切片里暗褐色的病灶。
    连空气里都常年飘着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冷得让人忘了温度是什么模样。
    直到覃芊落撞进我的生活，那些失去生机的肌理间，才像被阳光晒透的棉被，渐渐透出了暖意。
    她是我的爱人，我们皆是女子。
    这份爱曾让我在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
    我怕小区里邻居指指点点的目光，怕亲戚聚餐时欲言又止的试探。
    更怕这份不被部分人理解的感情，会成为我们各自职业路上的绊石。
    幸而家人的理解如春日暖阳，母亲第一次见芊落时，只是拉着她的手问“平时出任务要注意安全”。
    转身悄悄塞给我一叠暖宝宝，说“她总在外面跑，你记得让她揣着”。
    领导的尊重似清风拂面，每次部署工作，从不会因我们的关系刻意回避。
    反而常说“你们俩一个在前线抓凶，一个在后方断案，是队里的‘双保险’”。
    当然，更因我们各自在岗位上足够挺拔——她入职两年，参与破获十几起重大涉毒案件，肩章上的星花亮得耀眼。
    我经手两百多起尸检，从无一份报告出错，解剖刀下的真相总能成为定案的关键。
    这份并肩而立的底气，才让我们的感情能在阳光下舒展得坦荡，不用藏在衣柜的角落，不用躲在深夜的路灯下。
    芊落最近接的任务，比往常更显神秘。她连着三天泡在队里，回来时总带着一身洗不掉的疲惫，眼底却亮得惊人。
    临行前那个清晨，她在玄关抱了抱我，冲锋衣上的硝烟味还没散尽，混着户外的尘土气和淡淡的薄荷烟味。
    只低头在我耳边蹭了蹭，声音沙哑：“阿芸，等我回来。”
    我没多问，不是不好奇毒贩的窝点藏在城郊的废弃工厂还是深山的溶洞。
    更不是不担心子弹会不会擦过她的肩胛骨，她左肩上还有去年任务留下的疤痕。
    只是那本摊在她书桌一角的《保密协议书》，黑色的宋体字像一道无形的铁丝网。
    提醒我不能越界——她的战场有她的规矩，我的等待也该有我的克制。
    我不是没想过劝她换个安稳些的岗位。去年冬天她因潜伏时冻伤了膝盖，半夜疼得翻来覆去。
    我看着她蜷缩的背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查过警校教官的招聘信息，也打听过后勤调度的工作流程。
    可每次话到嘴边，看到她翻出立功证书时眼里跳动的光，看到她给新人演示手铐用法时不自觉上扬的嘴角。
    那些话又悄悄咽了回去。
    她热爱那份危险里的坚守，像飞蛾扑火般执着。
    正如我痴迷于解剖刀下的真相，哪怕要面对腐烂的躯体、狰狞的伤口。
    我们都是为心中所执而活的人，早已把信仰刻进了骨血里，谁也劝不动谁，谁也替代不了谁。
    我原以为，等任务结束的号角在对讲机里响起，就能看见她推门进来，笑着把沾了灰的外套扔在沙发上，喊我一声“阿芸”。
    然后抢过我手里的解剖报告，皱着眉吐槽“比我们的行动方案还复杂，你们法医的脑子都是精密仪器做的？”。
    我甚至提前买好了她爱吃的糖炒栗子，装在保温袋里，就等着她回来时，能尝到还是热乎的甜。
    却没想过，这短短四个字的“等我回来”，竟成了永诀。
    那是我从警以来第一次违抗领导的命令。
    当对讲机里传来“已暴露，毒贩窝点发生枪战，现场需要法医支援”的指令时。
    我手里的解剖刀“当啷”一声掉在托盘里——那个窝点的位置，是芊落昨天在地图上圈过的地方。
    我不顾同事“莫法医你冷静点”的阻拦，抓上勘查箱就往楼下跑，跟着大部队冲进了那个弥漫着罪恶的角落。
    灰尘在光柱里浮沉，空气中混杂着毒品燃烧后的焦糊味、火药的硫磺味和刺鼻的血腥味。
    我的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目光穿过杂乱的集装箱、散落的制式武器和翻倒的制毒设备，一眼就看见了躺在血泊里的她。
    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那身我亲手洗过、熨烫过的藏蓝色冲锋衣，左胸的图案被撕裂的布料盖住，暗红的血渍浸透了衣料，凝固成硬邦邦的痂。
    连衣角都沾着黑色的火药残留物。
    她手边还握着那把磨得发亮的手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锁扣上还挂着半片毒贩的衣角。
    像是到最后一刻，都没松开过猎物。
    最让我心疼的是她的右手，虎口处有新的擦伤，那是她每次开枪时都会留下的痕迹。
    可这次，她的枪掉在离手半米远的地方，枪管还在发烫。
    天好像在那一刻塌了，厚重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发麻，连指尖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我死死咬着下唇，铁锈味在口腔里蔓延，逼退涌到眼眶的热意——我是法医，我不能哭，不能垮，我要让她走得体面些。
    要让她以最好的模样，离开这个她曾拼尽全力守护的世界。
    解剖室的灯亮了一夜。惨白的光线落在她身上，把她的皮肤照得像纸一样薄。
    冰冷的止血钳、缝合针在我手中颤抖，每一次触碰都像在凌迟自己的心脏。
    我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清理掉她脸上的血污和尘土，连睫毛上沾着的细小沙粒都不敢放过。
    我拿着缝合针，顺着伤口的纹理小心翼翼地走线，尽量让针脚看起来平整些——她总说我手巧，连缝衣服都比她整齐。
    这次，我想让她再“夸”我一次，哪怕她再也说不出话。
    清理到她的口袋时，我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是我上周给她买的润唇膏，草莓味的，她总说出任务时嘴唇容易干。
    润唇膏的盖子没拧紧，膏体上沾了点血，我用纸巾轻轻擦干净，旋紧盖子。
    然后放回她的口袋里——就当是我陪她一起走最后一段路。
    她总爱对着镜子涂我买的豆沙色口红，涂完还会凑到我面前晃一晃。
    眼睛弯成月牙：“阿芸你看，这样出任务是不是既精神又不扎眼？”
    可现在，她安静地躺在那里，嘴唇苍白干裂，再也不会对我笑，不会闹着让我帮她补口红，不会吐槽我买的色号太浅了。
    幸好，她看不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那个爱美到会因为刘海剪坏了撅着嘴闹别扭，会在穿新作战靴前偷偷贴防磨贴。
    会因为我夸她穿警服好看而偷偷乐半天的姑娘，若是瞧见自己这副模样，定会气鼓鼓地捶我一下。
    说“莫法医你怎么把我弄这么丑？不行，我要重新‘化妆’！”。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指尖触到的皮肤早已失去温度，像冬日里冻硬的河面，连纹路都变得冰凉。
    眼泪终于忍不住砸下来，砸在她冰冷的颧骨上，瞬间晕开一小片湿痕。
    那一刻，我不敢深想，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是不是很疼？
    是不是想喊我的名字，却没力气开口？
    是不是还在惦记着家里的糖炒栗子，惦记着我们说好要去看的长白山的雪？
    葬礼那天，风很大。
    白色的纸钱被吹得漫天飞，像一群找不到家的蝴蝶。
    芊落的母亲靠在我肩上哭到昏厥，嘴里反复念着“我的落落还没来得及穿婚纱”，被亲戚搀扶着才勉强站稳。
    我穿着笔挺的警服，胸前别着她送我的钢笔，那是她第一次立功时给我买的，站在人群最前面。
    垂头看着手机里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警服，站在队旗前，笑得明亮又张扬。
    阳光落在她的发梢，像从未受过半点委屈，像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她的战友们排着队敬礼，皮鞋踏在水泥地上，发出整齐的声响，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有个年轻的警员红着眼眶说：“落姐昨天传回消息还说，等任务结束要带我们去吃你做的红烧肉。”
    我想起她总在战友面前夸我厨艺好，说我做的红烧肉比饭店还香，可现在，锅里的肉凉了，她再也尝不到了。
    原来失去最爱的人，心不是一下子空掉的，是像被钝刀反复切割，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绵延不绝的疼。
    连吃饭、睡觉、走路，都会突然想起她，然后心脏猛地一缩，眼泪就掉了下来。
    后来每次整理她的遗物，我都会打开那个深棕色的木抽屉——那是她专门用来放“宝贝”的地方。
    里面藏着我们的情侣手链，银色的链子已经被她磨得有些发亮，吊坠是两只交握的手。
    还有一张她偷偷夹进去的纸条，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带着点潦草，应该是匆忙写的。
    “阿芸，等这次任务结束，我们去看长白山的雪吧。
    我查了，那里的雪能埋到膝盖，我们可以堆个雪人，给它戴你的法医帽，穿我的警服。”